美国诺科学校上海分校校长拥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先进的国际课程理念。曾在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工作十年，担任教学处、学生处、国际交流处主任等职。以下是美国诺科学校上海分校校长随笔——新加坡双语教育。

新加坡因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运要道，亚洲各地移民蜂拥而至，遂形成多种族、多语言、多文化社群的国家。新加坡人口中，华族占74.3%，马来族13.4%，印度族9.0%，其他族裔3.2%。

新加坡

在这个面积仅721.5平方千米(上海市浦东新区的面积为1210平方千米)的城邦国家，那么多不同种族又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是如何沟通的呢?在学校里，究竟是用哪种语言授课的呢?

大多数新加坡人，特别是年轻人，英语和华语能灵活切换，这样的语言优势，使得新加坡无论是与西方世界还是与中国的交往中，都能够游刃有余，了经济的稳步发展、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今天这样的结果正得益于新加坡政府在教育上长期推行的双语教育政策，并且这种政策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及时调整的，既彰显了领导人的智慧，也表明了政府的决心和务实的态度。

(注：本文所谈到的双语教育，若非特别注明，均指英语和华语这两种语言环境下的教育。)

多种官方语言形成的背景

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正式独立。建国初期，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百废待兴。被尊称为“国父”的李光耀先生意识到：

从经济角度而言，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国家，新加坡只有加强英语学习，加强与国际尤其是国际先进国家的交流，才能发展新加坡，而单靠母语，无论是华语、马来语或泰米尔语，都是不够的。

从政治角度考量，若公然独尊原殖民者语言英语，势必招致民众的强烈抵触情绪，也背离民族独立原则;另外，在这个周围都是马来人的多元种族新兴国家，绝不能选择华语作为共同语，否则，极易造成民族矛盾、国家动乱，在国际上也无法生存。

因此，为了生存，也为了各种族的和睦相处，新加坡宪法规定，马来语为新加坡的国语(尊重新加坡原住民所使用的语言)，英语、华语(普通话)、马来语和泰米尔语(新加坡人称为“淡米尔语”)4种语言并列为官方语言，而英语为工作语言和共同语言。

去新加坡之前，我以为新加坡的汉字会受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影响，使用繁体字，实际上，他们一直用的是简体字。

不同阶段的双语教育政策

在教育上，李光耀认为推动英语和母语的双语教育政策，是使新加坡向前进的策略。因此，建国后政府出台规定，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这三种母语源流学校必须把英语作为第二语文， 而英语源流学校也要把各民族的母语作为第二语文。中小学的数学、科学等理科都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而公民与道德、历史等学科则用本民族母语教学。这可以视为新加坡开启双语教育之路的开端，姑且称之为1.0版本的双语教学制度。随后数年，虽经历多次修订，但大的原则没有变化，即：英语和母语在课时分配上得到同样重视，英语和母语都是四种语言源流学校的教学语言。

然而，此举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出现很多问题，例如：

1974年新加坡的小六会考，及格率只有59.3%;

1971年至1974年，小一同龄生只有71%能参加小六会考，其中36%在中学O-Level会考考不到三科及格，能进入初院(高中)的只有14%;

初院(高中)毕业，只有9%通过A-Level会考及格;

英文作为语文和第二语文之间程度有巨大差异：在一项英文程度测验中，英文源流学生的及格率是64%，而非英文源流的学生及格率只有4%;

当时，国防部对受英文教育、中四O-Level会考及格的国民服役人员的英文识字水平进行调查，发现能应付日常英文需要的人，只有11%。

这些数字让时任总理的李光耀震惊不已。1975年6月，李光耀亲自兼任教育部长，并委任副总理吴庆瑞成立一个教育研究小组，负责找出教育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案。1979年2月，吴庆瑞发表了著名的《新加坡教育部报告书》(俗称“吴庆瑞报告书”)。

《吴庆瑞报告书》指出，不管什么能力的学生都被强制要求以语言学习英语和母语，造成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同时也导致高辍学率，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另外，由于客观情况，英语源流学校和华语源流学校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学校用英语和华语两种语言教导学生，而85%的学生在家讲的既不是华语也不是英语，而是方言。因此，《吴庆瑞报告书》提出了对新加坡教育乃至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教育分流政策(详见：校长随笔 | 新加坡基础教育掠影(一)—— “百转千回”的升学途径 ← 点击链接可直接查看)和双语教育政策。

《吴庆瑞报告书》提出了“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双语教育调整比重” 的新政策，这标志着新加坡双语教育进入2.0版本。上世纪80年代，随着该政策的实施以及新加坡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发展，英语在学校和社会中的地位愈发显著，这也导致英语源流学校门庭若市，华语源流学校日渐衰微(其他两种母语的源流学校几乎不见踪影)。至1987年，除了少数几所特选中学外，新加坡所有中小学都以英语为语文，华语为第二语文(特选中学将英语和母语华语并列作为语文，提供给约10%特别资优的学生)，除华语语文之外的其他课程都以英语为教学语言。

同时，李光耀也意识到，华语是全球华人的共同语文，也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他力推“讲华语运动”(Speak Mandarin Campaign，今年已进入第39个年头了)，提倡华人不讲方言，一起讲华语(普通话)。

这些举措及后续对政策的不断调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90年，47.2%新加坡国民能用双语交流，而1970年仅19.1%。在1980年，大于60%的小学一年级华族学生在家主要使用方言，大于20%使用华语，使用英语的大约是10%。到了2009年，讲英语的比率升到60%，讲华语的为40%，讲方言的可以忽略不计。经济上，英语的优势使新加坡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凸显出来，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使新加坡迅速富裕，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新加坡政府清楚地意识到，英语为主母语为辅，很可能导致后代的新加坡人成为没有自己文化底蕴的“无根”的伪西方人。光是双语已经无法满足华族年轻人对本民族悠久传统文化的认知及传承。此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迅速崛起，新加坡急需培养一大批有能力和中国及西方国家进行交流的双语双文化人才。正如李光耀所言：“要与中国接轨必须超越华文领域;若要跟随中国发展的步伐，就必须具备‘双文化’能力，了解文化并培养世界观。”

高级华文、快捷华文课程以单一学科的形式不能达到培养要求，一些双语兼优的学生必须有机会修读更高程度的华文，增加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由于特选学校具备双语双文化教育的优势，所以新加坡教育部自2004年起至今在7所特选中学开办了双文化课程，旨在培养一批不但精通双语，而且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有相当认识的，同时也能和西方交流双文化人才。这可以被认为新加坡的双语教育迈入了3.0时代。

双文化课程从中三到初院二年级，为期四年。在中三、中四阶段，学生除了可选读高级华文外，也可以选修中华历史和哲学;到了初院一、二年级阶段，学生可以选修华文、中华文学以及中国通识。4年期间，学生将有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探讨当代中国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课题和相关的历史成因，进而分析中国的发展及所面对的挑战。除此之外，新加坡教育部也鼓励并支持其他的特选中小学及各类学校自行设置双语双文化教育的相关课程，并且在经费上予以支持。

双文化课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浸濡课程。

所谓浸濡课程，就是参加双文化课程的学生，每年都有机会到中国或西方国家参加为期3-4周的学习，这样可以亲身体验当地文化的特色，感受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深化巩固课堂学习，实地体验双文化课程中所学习的文化知识，也会针对东西方文化进行课题研究。

今天的新加坡，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家庭对英语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华语，新移民的第二代在家中说英语的时间超过说华语，甚至英语比华语还说得好。笔者中学时代的一位同学移民至新加坡有近20年的时间，她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新加坡，大儿子在一所特选中学读中二，妈妈现在担忧的反而是他的高级华语水平不能达到要求，转而可能要选读马来语作为第三语言，否则不能达到升学要求。这也是很多新加坡华人家庭普遍担心的问题。

对于中国的国际课程学校来说，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制度对我们很有启示。在学好英文的同时，决不能忘记我们中华民族璀璨的文化，诗词歌赋中蕴含着祖先留给我们的博大精深的哲理和精神;同时，我们学习英语语言，更要学习语言背后的西方文化和其所代表的价值观，还有他们的思维方式、逻辑及行事规则。这是对我们国际课程学校的教师提出的要求，也应作为我们培养学生的重要目标。

最后，笔者借用李光耀先生在其著作《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的一段话结束本文——

“世界环境的急剧改变，使得华语和英语成为现代人必要的沟通工具。懂得英文，可在英语系社会及发达国家挥洒自如，懂得华语则可以和崛起的中国。英语既是世界上最通行的语言，也是新加坡最重要的工作语言，所以非学好不可。至于华语，则是全球华人的共同语文，不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中国13亿人口的通行语言。因此，如果孩子能够学好华英双语，对他们的前途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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